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拍摄的景点是有限的。我也知道，在我的一生里，很难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拍完，但我希望用毕生精力干好一件事：拍好祖国的壮丽山河。

　　那是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广州飞往西藏。它是带导航仓的伊尔-76，这个导航仓好像个“金鱼缸”，透明的，没有弧度，我们可以直接用镜头贴着玻璃，毫无障碍地朝下拍摄。

　　也就是这一次航拍，让我找到了所谓的镜头感，对风光摄影有了进一步认识。从此，开启了我的惊险飞行生活，也让我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了“像鸟一样飞翔在天空”的拍摄感觉。

　　这些年来，我飞越了全球七大洲四大洋，飞行架次近千，在不同高度拍摄了地球上那些耳熟能详的或者人迹罕至的山脉河流、高原湖泊、森林荒漠，那些名胜古迹、文化遗产……这些作品，部分收录在我今年出版的新书《江山壮丽》里。

　　《江山壮丽》摄影作品集实际收录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99年至2023年，为读者展现了我所拍摄的祖国壮丽江山。这本作品集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历经5年编辑，反复换图，精心设计，最终以非常别致的装帧形式——类似《贝叶经》从下方掀起书页的方式，来更好呈现全画幅的超宽幅影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部作品集里收录的作品所覆盖的地域主要在西部，比如西藏、新疆、广西、云南、甘肃、青海、四川、宁夏等地，还涉及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北京、浙江、福建、海南、辽宁、广东等地，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所涉及的风景、遗迹等大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黄河壶口瀑布，甘肃嘉峪关，北京天坛，河南龙门石窟，宁夏西夏王陵，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西藏喜马拉雅山脉、冈仁波齐峰……时光流逝，镜头里曾经的风景，有的依然如故，有的已然变化了。

　　2000年12月3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我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附近的村民家中，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我的本命年——36岁。2013年6月，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哈尼梯田举世瞩目。我们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酒店。原本想第二天早晨拍日出，不想遇到大雾，扑个空。提前了解到哈尼梯田下午会起雾，我们耐心等待，终于拍到了浓浓大雾向上翻滚的壮观场景。由于我加了滤镜，作品就呈现出火红生动的哈尼梯田景观，与通常人们对哈尼梯田的想象非常不同。

　　摄影要想获得好的片子，看上去非常依赖偶然性，而实际上“一切成功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摄影是非常需要积累、用心、规划、准备的工作，尤其是航拍——来不得半点侥幸心理。

　　我去过西藏阿里地区多次，那里的日土宗遗址被誉为“小布达拉宫”。每年六七月的时候，从高空看，它周围都是绿色的，因为日土县有班公措湿地自然保护区。《江山壮丽》中所收录的这幅日土宗遗址航拍作品，摄影时正值四五月份，所以地面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褐色，班公湖像一条青色的飘带在古朴的大地上飞舞。

　　西部风光壮丽，对摄影家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要拍到独属于自己的风光，也非常不易。由于职业关系，我阅过无数摄影作品，每当举起相机的时候，我会快速回忆这个角度是否见过，见过的我会拍一下；没见过的，我会不停地按快门，因为胶片摄影，错过了就会留下遗憾。能拍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未知的，但我会尽量去拍摄罕见的影像、用独特的视角、去到别人未曾到过的地方。

　　去拍日土宗遗址，我们是做足功课的，提前画好地图，设计直升机要怎么飞——我想围绕遗址，以45度俯角往下拍。直升机航拍是按架次计算，一个架次飞行1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因为油量有限制。海拔每上升1000米，温度就会下降6摄氏度左右。航拍时，舱门是打开的。当时零下10度左右，飞机大概在海拔约4600米的高空。航拍的每次成功，都是建立在从很多次的失败中总结出技术要点的基础之上，是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的，比如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和相机快门速度如何匹配，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提前做好设计。

　　现在，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航拍成为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的选择。无人机航拍和直升机航拍在画面表现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后者对于地貌肌理的展现、色彩细腻入微的还原更有优势。今年4月，《中国国家地理》将我在2012年5月乘坐直升机航拍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大峡谷做了一个拉页展示：红褐色的山体群、错综复杂的褶皱特征以及地缝式的隘谷等，都从一个难得的视角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呈现。

　　用胶片去记录风景，很难预判最终的效果。但技术的运用和设想的达成，还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调和。2008年3月，我在广西钦州市三娘湾拍摄，为了拍好夜景中的三娘湾，我对着礁石打灯30秒至40秒，曝光6分钟。当时，正好遇到远处的天空有闪电。于是，闪电的红光、红色的礁石以及点灯的渔船相映衬，给大面积、深重的夜幕增添了亮色。这是人为的方式影响摄影效果，有时候也真的运气好，会遇到非常纯净的风景。2001年9月，我拍下了甘肃嘉峪关。拍摄那天，天蓝得透亮，嘉峪关通体橙红绚丽。这是一次非常真实的记录，也是非常真实的时刻。嘉峪关在很多人的心里，可能更多是悲情的。其实，它也有光彩的、鼓舞人心的一面。

　　20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拍摄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遗产、风土人情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拍摄的景点是有限的。我也知道，在我的一生里，很难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拍完，但我希望用毕生精力干好一件事：拍好祖国的壮丽山河。

　　西夏王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2009年8月，我从600米的高空拍下了一张全景作品；拍石窟类作品，需要等待光线，往往是早上九十点钟，当自然光照亮石窟时，拍摄效果是最理想的；拍布达拉宫，工作量非常大，从外到内，一路拍摄，需要提前有所规划，仔细准备。每一次出动，都是一次身心挑战，都需要拼尽全力，才能不辜负每一个幸运的在场时刻。

　　风光拍摄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对我而言，最痛苦的一次拍摄，莫过于航拍冈仁波齐峰。冈仁波齐峰是中国冈底斯山脉主峰，海拔6656米。2008年4月，我和三个朋友到阿里拍周边的神山和圣湖。一路上，我拍了不少雪山，直到见到冈仁波齐。每年，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信徒会去朝拜转山。入乡随俗，我在打开直升机舱门前，也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心里想：“神山啊，我终于有机会拍您来了！”直升机绕着冈仁波齐峰飞了三圈，机上气温零下20多度，当时我头痛欲裂，难以形容，恨不能跳下去，但还是坚持用冻得僵硬的手指不断换胶卷。导航员问我，已经转了三圈，还转吗？我说，再转一圈吧。等飞机着陆，所有人都忘记究竟转了几圈，缺氧的状态让大脑暂时性失忆。后来，在2015年深圳文博会上，我的一幅冈仁波齐峰摄影作品以20万元的价格被著名华人收藏家靳宏伟先生收藏。

　　我拍了几十年的风光，想了很多年，琢磨了很多年，我想：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伴随着最痛苦和最孤独的状态诞生的。我不是自夸，而是想说：当我们选择“在”，就只有义无反顾，拼尽全力，去最大可能接近拍摄对象，去记录本真、还原本真。我的风光摄影，想表达的不是奇观，而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我想用镜头留住永恒，让美好永在人间。当然，我也在《江山壮丽》这部作品集中留下了“自己”：拍摄西藏玛旁雍错冰冻的湖面，留下了直升机的倒影，这就是“我在”的意思。

　　为江山画像，为祖国喝彩——这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大半生心血的摄影作品集。从1999年至2023年，王琛在跨越20多年的光影之旅中，运用了50多种飞行器，创作足迹遍及内地的山川、湖海、森林，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等飞速发展的城市。该作品集主题鲜明、意境恢宏，用100多幅精美画面连缀成壮阔的时代画卷，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味儿，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情，传递出摄影家对脚下这片热土的深深眷恋。

　　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监事会监事长，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福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企业家摄影协会 ( 深圳 ) 创始人、主席，深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届、第六届常委。

　　文化部国家一级摄影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曾3次荣获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成就最高奖“中国摄像金像奖”，2010 年荣获广东省文联、省摄协“十大摄影家”称号，荣获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摄协“十大青年摄影家”称号。

　　曾担任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第二十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委，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评委，第二十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终评评委。

　　入选中组部、中宣部 2017 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入选广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 2017 年“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2020 年荣获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红树林奖”。